教育经费 — 援助
教育援助对低收入国家尤为重要,占其教育总支出的12%;若不计家庭教育支出,这一比例则高达17%。然而,自2023年以来,援助规模急剧缩减,迫使各方必须做出艰难抉择。
援助趋势
外部资金在支持最贫困国家的教育事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据估算,2023年至2030年间,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SDG 4)方面,每年面临9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如果所有33个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国都能达到官方发展援助(ODA)占国民总收入(GNI)0.7%的目标并优先支持教育,则每年本来可额外筹集290亿美元资金。然而,仅有丹麦、卢森堡、挪威和瑞典达到了这一目标。官方发展援助总额(ODA)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从2022-2023年的0.37%降至2025年的0.26%,创下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并逼近2001年创下的0.21%的历史低点。
在公众支持减弱、政治优先事项转移以及对援助成效受到审视的背景下,发展援助正步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随着多个捐助国削减未来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教育领域可能面临尤为严峻的风险。自201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援助资金被转用于难民安置开支;自2022年起,资金流向又转向了乌克兰。
教育援助额的下降与全球军费开支形成了鲜明对比——2025年全球军费开支高达2.9万亿美元。仅1.5天的军费开支,就相当于2024年用于教育直接援助的全部资金(122亿美元)。
仅有少数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超过其国民总收入的0.7%,未来达到这一水平的国家可能更少。
图表说明
继2024年下降6%之后,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DAC)官方发展援助(ODA)在2025年又进一步下降了23%,这主要归因于最大的双边捐助国削减了援助规模。美国占总降幅的75%,而最大的五个捐助方合计占总降幅的96%。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加拿大、荷兰和瑞士在内的多个捐助方已宣布进一步削减教育援助。少数捐助方——包括意大利、挪威、韩国、西班牙和瑞典——则维持或增加了援助。 教育在援助总额中的占比从2023年的8.4%降至2024年的7.5%,创下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相比之下,治理领域的援助占比稳步上升,于2024年达到18%。
教育援助占援助总额的比重持续下降
图表说明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卫生领域的援助占比 曾急剧上升,并于2021年达到24.2%的历史最高点。随着紧急援助的逐渐减少,该比例在2024年降至18.6%。
2024年,针对教育的直接援助总额为122亿美元;除2022年和2023年曾出现短暂激增(达到约133亿美元)外,该数额自2016年以来基本保持稳定。鉴于多个捐助方已宣布削减教育援助,预计援助总额将大幅下降:据预测,2023年至2027年间,教育援助将减少30%。经合组织(OECD)信贷报告系统(CRS)的数据显示,2024年出现了8%的下降;而对国际援助透明度倡议(IATI)数据的分析则表明,截至2027年,援助额还将至少再下降14%。低收入国家受到的冲击可能最为严重,部分国家预计将损失高达一半的现有援助资金。
2023年至2024年间,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基础教育援助分别下降了17%和18%,且预计在2025年还将继续下滑。
全球教育援助自2016年以来基本保持稳定,但预计到2027年将比2023年下降30%。
图表说明
一些国家极易受到官方发展援助(ODA)削减的影响。在卢旺达,捐助资金占公共教育支出的近40%;相比之下,塞拉利昂和布隆迪的这一比例分别为31%和19%。
对基础教育援助的占比一直在缓慢下降(从2016年的40%降至2024年的27%),其份额逐渐被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所取代。
最大捐助方
2022年至2024年间,前十大捐助方每年拨付资金达89亿美元,占教育领域“国家可规划援助”总额的79.5%。国际开发协会(IDA)位居首位,年均拨付25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美国、欧盟、德国和法国。
双边捐助方仅通过受援国政府渠道拨付17%的援助资金,而多边捐助方的这一比例则高达68%。因此,诸如全球教育合作组织(GPE)和“教育不容等待”(ECW)等联合基金在教育领域发挥着核心作用。
全球教育合作组织作为中介基金,将双边捐助方的资金分配给各国合作伙伴。其资金支出情况可通过三个渠道进行追踪:经合组织(OECD)的CRS数据库(记录了双边捐助方向全球教育合作组织的拨款)、国际援助透明度倡议(IATI)以及全球教育合作组织自身的财务报告(记录了赠款的使用情况)。CRS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4年间,流向全球教育合作组织的年均拨款额为5.3亿美元;而全球教育合作组织的报告显示,2023年至2025年间的年均资金使用额为5.9亿美元。在此期间,全球教育合作组织的拨款约占基础教育直接援助总额(年均37亿美元)的14%。
自2020年以来,全球教育伙伴关系(GPE)的拨款额有所增加。
图表说明
“教育不容等待”基金持续向国际援助透明度倡议发布相关数据。按2022年美元币值计算,其报告的拨款额从2017年的5700万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67亿美元,并于2024年达到1.9亿美元。捐助方在CRS中报告的捐款额也呈现出大致相似的趋势,尽管具体数值不完全一致。
公平性
援助规模并非唯一的考量因素。援助的成效及其分配的公平性同样至关重要。评估援助公平性有多种视角。
首先,流向教育领域的援助占总援助的份额正在下降。2010年至2024年间,这一比例在世界银行从14%降至9%,法国从14%降至11%,德国从10%降至3%,日本从8%降至3%。美国在此期间的比例于5%至9%之间波动,最终在2024年降至约5%,但始终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尽管一些捐助方在某些年份经历了暂时的增长,但这种增长并未能持续。欧盟的表现尤为突出,其份额增长幅度更为显著,从2010年代中期的约5%–6%上升至近年来的约10%。
其次,考虑到最贫困儿童往往连小学都无法读完,分配给基础教育的援助份额是衡量援助是否注重公平的另一项指标。
基础教育在直接援助总额中的占比从2016年的39%降至2024年的27%,与此同时,其他教育阶段获得的援助份额有所增加。美国的这一占比从2018年的84%降至2024年的66%,且有更多援助被归类为“未明确具体阶段”。在此期间,大多数捐助方的援助分配情况变化不大或有所下降。
第三,援助应优先考虑最需要的国家。然而,从2010年到2024年,中低收入国家获得的份额最大(48%),而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及未明确分类群体各获得约20%的份额。各捐助方情况各异:世界银行优先资助中低收入国家(占67%),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优先资助中高收入国家(占65%),而英国则侧重于未明确分类收入群体(占77%)。
一些援助方更善于将援助投向最需要的国家
图表说明
英国将其援助总额的14%用于教育领域……
……但随着 英国转向增加对其他教育阶段的投入,其教育援助中用于基础教育的份额已从2016年62%的峰值降至2024年的47%。
英国分配给低收入国家的教育直接援助份额从2010年的34%降至2024年的12%。
撒哈拉以南非洲
从区域对比来看,2024年教育援助的最大接收地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41亿美元),其次是北非和西亚地区(26亿美元)。总体而言,捐助方用于基础教育的援助中,约有四分之一分配给了撒哈拉以南非洲,而该地区集中了全球近一半的失学儿童。从区域分布来看,近年来教育援助明显向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北非和西亚地区倾斜。这两个地区在基础教育直接援助中所占的份额,从2010年的40%上升到了2024年的71%。
世界银行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教育领域的最大援助方。其援助金额在2000年代徘徊于5亿美元左右,随后增长了两倍多:从2013年的3.8亿美元增至2021年的12亿美元,并进一步升至2022年的20亿美元。此后,援助资金略有下降,在2024年援助金额为18亿美元。对基础教育的援助增长尤为显著,从2011年的4400万美元增至2020年的2.56亿美元,并于2022年达到6.73亿美元的峰值,随后于2024年降至4.02亿美元。英国减少了对该地区的直接资助,但这是因为它已将资金转移到支持全球教育合作组织,该组织的援助重点是低收入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部分援助方增加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教育援助
图表说明
美国和 法国目前是该地区的第二和第三大捐助方。美国的支出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上,而法国则将约44%的援助分配给中等教育。
自2022年以来,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援助主要集中于三个国家: 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
下面这张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提供支持的8个最大教育捐助方的流程图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直接教育援助直接流向受援国,其余的则通过捐助方自己的援助机构、国际和国内非政府组织以及多边组织,包括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进行分配。在最大的捐助国中,只有世界银行直接向受援国提供资金,而欧盟、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双边捐助国向受援国分配的援助不超过20%。因此,10个最大的捐助方中有三分之一的援助流向未具体明确的受援国。
流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量援助资金经过多重渠道
图表说明
危机时期的教育资金
武装冲突、气候冲击和流离失所继续阻碍教育发展,截至2024年中期,有1.226亿人口被迫迁离原住地。紧急情况和旷日持久危机中的教育(EiEPC)在提供学习、保护和基本服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一援助资金仍然严重不足,只有29%的资金请求得到满足。捐助方通过人道主义和发展渠道支持紧急情况和旷日持久危机中的教育,但资金在经合组织(OECD)信贷报告系统(CRS)、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的财务追踪服务(FTS)和国际援助透明度倡议(IATI)等系统中仍然分散,限制了协调和战略规划。
CRS和FTS的数据显示,针对紧急情况和旷日持久危机中的教育的资金在五年内迅速增长了约7亿美元:具体而言,CRS的数据显示该资金从2016年的9.67亿美元增至2021年的17亿美元;FTS的数据则显示该资金从2016年的5.64亿美元增至2022年近13.3亿美元。在这两组数据中,该资金在随后的两年里均下降了约20%。与此同时,CRS和FTS报告的数据存在显著差异。CRS统计的援助规模平均比FTS高出三分之一。这种规模上的差异反映了两者不同的统计范围和方法论。
CRS与FTS报告的数据在数值上存在差异,但总体趋势基本一致
图表说明
根据CRS数据库,通过人道主义渠道提供的针对紧急情况和旷日持久危机中的教育的资金份额稳步下降,从2017年的30%降至2023年的仅8%,其余资金则来自发展援助渠道。就教育援助总额而言,针对紧急情况和旷日持久危机中的教育资金所占份额从2017年的9%升至2023年的12%。若仅关注那些已实施人道主义响应计划超过三年的国家,这一比例在此期间从21%上升至24%。
发展援助在紧急情况和长期危机中的教育资金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图表说明
结论
援助是低收入国家教育资金的重要来源,必须将其与国内公共和私人资金结合起来进行分析。除了增加教育可用资金外,还需要加强资金的公平分配。为实现全球教育目标(即可持续发展目标4),各国和捐助方必须承担责任并履行承诺。